近代骗术大揭密

【案例导读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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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会史：骗子的历史

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作者：张艳国 任放 刘保昌

第一章:总论骗子 骗术与骗文化
第二章:传统骗术
第三章:近代骗术
第四章: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
第五章:骗子的危害
第六章: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

【案例正文】

    种类繁多的行骗术

骗术由来已久，可上溯原始洪荒时代的占卜和巫术。在不同历史时报。近代以降，国门大开，道统失范，人心浮躁，骗子丛生。骗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引人注目。

近代中国社会中流行的骗术五花八门、无奇不有、史无前例。一言以蔽之，泛滥成灾、祸国殃民。撮其要者，概有如下几种：

1．赌骗

所谓赌骗，是指设赌局诓骗钱财。这是非常流行的一种骗术，受骗者大多是迷恋赌博、幻想靠赌博发财的瘾君子。骗子正是抓住赌徒以小赢大的侥幸心态，诱使赌徒上钩，在浑然不觉中堕其骗术之中，亏赔钱财。

联手骗财是赌骗行家惯用的手法。具体办法是：几个赌徒事先串通一气，讲好作弊的规矩，届时依计而行。如嘴上说“吃”、“碰”、“杠”，就代表“条”、“万”、“筒”。说“摸”，是指“一四七”；说“快”，是指“二五八”；说“快点摸”，是指“三六九”。言者似乎无心，听者确实有意，只有受骗者稀里糊涂，蒙在鼓里。骗子或者用特定的手姿、表情暗送“情报”，相互对牌，使受骗者难以成局，只有输钱的份儿。骗子将赌具作假，也是赌骗的常规技法。例如，把一颗骰子掏空，灌入水银或嵌入金属。当骰子掷出后旋转未停之时，骗子眼明手快，看准是自己需要的点子，立即在桌上拍一下，灌有水银或嵌有金属的骰子因其重量下沉而马上停住。行内人士称此骗术叫“使骰法”。

换牌，也是骗子在赌博中经常使用的招术。先藏一张或几张牌在衣袖中，配牌时神不知鬼不觉拿出所藏之牌，迅速凑成一副好牌赢钱。使用该骗术的骗子手，必须异常精明，手快眼快，同时还能以各种方式如打趣、讲闲话、哼歌、假笑、吸烟等转移其他人的注意力，达到移花接木的效果。

还有一种利用广告诱骗赌徒的方法。据戈春源著《赌博史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）称，民国年间，在上海的街巷墙上，常可瞧见“传授包赢不输法”的广告。这类广告对酷爱赌博的人有莫大的吸引力，因为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——本山人体上天好生之德，拟传授包赢不输法以救贫……一经授与，保证不输，若输丝毫，以一赔十。

信誓旦旦，好不诱人！此“山人”为了取“信”于众人，专门在银行存有二千元保证金，另委托律师担保。于是，报名者十分踊跃，超过千人。报名者须交报名费十元，以及脱冠二寸半身相片一张，装模作样，如同真的一般。这位“山人”传授秘法之时，身穿道袍，俨然天上神仙下凡。他告诉人们：秘法已包在纸中，天机不可泄漏，现在不能偷窥，否则前功尽弃。必须回家之后，将它放置案上，双膝跪地，行八拜之礼，方能打开一瞧。依此秘法行事，保管在赌场上只赢不输、百战百胜。结果，众赌徒小心翼翼拿回家去，最后拆开一看，纸上仅有五个字——不赌，当抽头。

同样在上海，同治时期曾有“男女翻戏”之事，意即男女骗子靠赌博攫取他人钱财。这种“翻戏”的骗子，无论男女都打扮入时，一眼望去，完全是公子派头或名媛气质。依凭这种时髦的外表，他们邀人聚赌，每赌必骗，使人入彀。翻戏分大小两种，大的做大勾当，几万块、几千块的进益；小的做小把戏，几百块、几十块的全要。即使赌场老手，也因被其亮丽光鲜的外表迷住，难以勘破其中的玄机。不论推牌九、掷骰子、打扑克、搓麻将以及其他一切赌博，他们都有高明的手腕、圆滑的口才、媚人的表情，使赌徒在迷醉的状态下大输特输。

与翻戏同属赌骗的，还有所谓“倒棺材”。在这里，“倒棺材”不是挖掘墓地窃取死人的钱财，而是一种赌骗的把戏。骗子生财的道具，不过是一张活动式的小桌子，一条毛巾，一只被雕空的小木盒，两块梅花和人牌，显出一黑一红的颜色。骗子手法高明，两只手在桌面上翻来覆去，极为熟练。开场之时，先由同伙伪装赌徒下注，引起众人旁观。旁观者中酷爱赌博者瞧见只有梅花和人牌两门，又看见那位假赌徒赢钱很容易，不免动心。在假赌徒的撺掇之下，这个蠢人果真下注。下注时他分明看见丢进去的是一只人牌，不曾料到翻牌时已变成了梅花。他不甘失败，倾尽囊中所有，到头来依然输个精光。没有现款，他就向假赌徒借钱下注，希望能够大获全胜。但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所欠之债，必须立马还清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只有将身上值钱的衣物脱掉，一古脑儿送给骗子。事已至此，这个蠢人还不能幡然醒悟，竟然一个劲地抱怨自己的运气不佳。

“倒棺材”也有不用牌具，而用两根竹片。骗子将竹片的一端漆上红色，另一端漆上黑色，以替代梅花和人牌。这类欺诈取财的赌博，不仅出现在上海街头，而且也流行于内地各城镇。时人曾作竹枝词以记其事，转录在此：




男女翻戏——

也道凌夷诡计多，

红男绿女密张罗。

都将财色为钩饵，

尽有明人落臼窠。

倒棺材——

梅花一只与人牌，

红黑分明是两般。

盒里玄虚随意弄，

个中人谓倒棺材。

帮会亦盛行赌骗。镇江清帮传道师顾华堂，人称“顾四爷”。他精通赌术，被称为“活手”。一副32张的“牌九”，顾氏只须摸上三五次，便能从背面或侧面知道是什么牌，而且，他想要什么牌就能拿到什么牌。同桌赌博的人完全是“睁眼瞎”，因为顾华堂拿牌手眼明快，技法高超，达到自由挑牌的地步。例如牌九的四门八张牌，最大的两张牌他已猜出必在第三路，而掷骰子之后本应拿第二路牌，他却手脚利索地拿到第三路牌。同时，顾某用四五两指将原来的第二路牌推下去，使之与第四路牌相连。动作如此之快，旁人根本无法察觉。如果是一副136张的“麻将”，他只须瞟上几眼，便能认清其中的三四十张。有这些“明张”垫底，顾某要做大牌，完全是举手之劳。顾华堂换牌十分老道，在摸牌时用四五两指勾着一张不要的牌，另用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在摸牌时偷梁换柱（杨方益：《漫谈清洪帮》，载《河北北文史资料》编辑部编：《近代中国帮会内幕》上卷，北京，群众出版社，1993年）。据说，这位顾四爷一般不轻易出手。一旦出手，必定是旗开得胜，让那些“软赌”之辈输个精光。

2．黑骗

所谓黑骗，是指帮会之中相互欺骗，黑道中人诈骗同伙钱财。一般情况下，多是帮会上层人物利用各种借口骗取手下喽罗们的钱财。“黑骗”一词，十分形象而贴切。八卦教是民国初年活跃于山东的一个会道门组织，其分支圣贤道设佛堂数十处，发展道徒5000余人。圣贤道每年都伸手向道徒索要钱财。分为两种：一是种钱，按三元（农历正月十五、七月十五、十月十五），二会（农历三月初三、九月初九），二分（春分、秋分），四立（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）共11个节令交纳。二是户钱，一年四季，每季交纳一次。为了达到骗财的目的，圣贤道的头目向道徒进行欺骗性的宣传，说什么“今世种福，来世洪福；今世拿种钱给总爷上了供，来世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富贵双全；拿上户钱在总爷那里开了户，来世骡马成群，楼房千间”。为了预防道徒们交钱时拖欠，道首又妖言惑众，说什么“一节不到表不齐，转世短少富贵吉”等等，全然不知廉耻。正因为广收门徒可以大发横财，所以不少黑帮头目乐于滥收徒弟，以便骗取钱财。黄金荣这个上海大流氓就是黑骗的典型，他晚年退居后仍大量收徒，以致闹出“爬香头”的笑话。

“爬香头”是黑帮术语，系指师徒关系混乱，称谓不清。按照清帮规矩，以“清净道德，文成佛法，能仁智慧，本来自性，圆明行礼，大通悟觉”24字排定辈分。民国初年，清帮最大的属于大字辈。黄金荣从未正式拜过师门，这在帮会中叫“空子”。依照收徒拜师的清帮家法，没有进过香堂的“空子”，是不能开堂收徒的。如果胆敢犯忌，所收门徒也都是没有辈分的门生。黄金荣无视清帮规矩，自诩“我是天字辈，比大字辈多上一划”，无须投师拜堂。加上他流氓成性，气焰嚣张，在巡捕房日益得势，因此身后总有一大批崇拜者，尊称他为“老太爷”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拜黄金荣为师的门徒中，不少人是正式进过香堂的“正宗”清帮分子，他们可以开堂收徒。按照常理，他们的门徒应该是黄金荣的孙辈。然而，这帮门徒为了趋炎附势，又四处托人，转拜黄金荣为师。如此一来，徒孙辈就和自己的师父成了同门兄弟，犯了帮会大忌，并且成为笑柄。

即使成为众人笑柄，黄金荣也毫不顾及，照样我行我素，多多益善。个中原因，正在于一向贪钱的黄金荣，可以利用一年三节（端午节、中秋节、春节）和生日“打秋风”，以“正当”的名义向弟子们骗取钱财。多一个门徒，就多一条财路。敛财如此便捷，收徒岂能苛严？！耳边一声“师父”叫，黄金滚滚到“黄”家。在利益驱动下，帮会势力达到了病态膨胀的地步。

山东安清帮，又叫安清道、三番子，创始于明朝万历年间。后被清廷收买，将原名“阉清”改为“安清”。安清帮以青布包头，所以又叫清帮。安清帮四处游荡，专以收徒为业，此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行动。他们在某地住上一段时间，收罗几十个徒弟，然后就游荡到另一个地方。再住上一段时间，收罗一批弟子，又随即离开。徒弟拜师要交纳一笔费用，师父的生活开销全由徒弟包办。临走时，徒弟们设筵款待，并奉送盘缠几十元或几百元。一个安清道首以“义气”为骗人的旗号，一年三节可以从徒弟们那里骗取礼金数千元。另外，道首借口两寿（夫妻俩的生日）和婚丧等事由，可以榨取许多钱财。人们称这类人为“跑海的”。

3．神骗

所谓神骗，就是利用封建迷信的手段骗取人们的钱财。骗子们装神弄鬼，散布歪理邪说，借机攫取不义之财。

最常见的神骗，是聚集在寺院道观门前，或散见于行人道旁的算命先生。他们或是明眼人，善于捕捉求签问卜者的眼神和心态，然后揣摩其心愿和身份，以不明不白之言语遮蔽其神志，以神人、大师的口吻坚定其信心，避实就虚，乘虚而入，从大处着眼，所谈多是未来之事，最终妄下断语，使听者有所“觉悟”，自愿拿出钱物以酬答。他们或是盲人，先问生辰八字和四柱，并以手探摸问卜者的额头和脸面，细细抚摸其手掌（男左女右）。待你抽签后，盲者以阴阳八卦为基准，以签上之谶语为解说，以问卜者的身像为依凭，云里雾里一番理论，使你渐入其道。然后预言今后发生在你身上之事，或迎之，或躲之，甚至具体到某某年月，使你大喜或大惊，务必得到指点而自安。这时，盲者不紧不慢，一一道出你的财运、婚姻、事业将会如何，以及你应该如何去做，应该禁忌者是什么，等等。这时的你如梦初醒，顿时暗生几分佩服之意，加上怜悯残疾之驱，便情愿掏钱给他。



在近代中国帮会中，南方的江相派、北方的一贯道，堪称神骗的代表。这两股黑势力都有成套的骗人理论，骗术高明，骗钱有方。

据称，江相派的祖师爷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，洪门前五祖之一的方照舆也是江相派尊奉的开山师祖。洪门中人把绿林好汉称为“将”，而江相派自号“相”，意思是江湖宰相，以此区分文武之间的界线。江相派的首领称为“大学士”（宰相之别称），以下有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、翰林、进士、举人等同级别。凡得师门真传者，出身就是“翰林”，有望升到“大学士”。大学士又叫“大师爸”，由各房弟子推举产生，大约每个大码头（大城市）有两三个之多。清末民初，是江相派的极盛时期，其骗术也臻于完备。江相派是一个专门靠迷信诈财的黑帮团伙，其隐语有班目（看相）、叩经（占卦）、问丙（算命）、扎飞（拜神）、火（有钱）、水（穷困）等等。江相派的规矩有三：一是不能泄露骗术，二是只诈骗财、不许骗色，三是不许做瓜（死）一哥（顾客）。如果做死顾客，就会暴露江相派的骗子嘴脸，使行内人士再也无法以骗财为生。江相派的骗术大全名叫“英耀篇”，是神棍们必读的秘本，称为“法”，即师门大法。得到“英耀篇”，才能算是得到了师门的真传。“英”是指家世，“耀”是指知悉，“英耀”即指用高明的手法知悉问卜者的家世，然后施以巧言，达到骗钱目的。一般的弟子完全与“英耀篇”无缘，必须是“个头”能够“压一”者，即仪表堂堂，使问卜者见而敬服，资质聪颖，很有口才的徒弟，才有可能由师父把秘本口授给自己。兹将“英耀篇”作为文献转录

如下：

一入门先观为意，即开言切莫踌躇。天来问追欲追贵，追来问天为天忧。八问七，喜者欲凭子贵，怨者实为七愁；七问八，非八有事，定然子息艰难。士子问前程，生孙为追古，叠叠问此件，定然此件缺；频频问原因，其中定有因。一片真诚，自说慕名求救，此人乃是一哥。笑问请看我贱相如何？此人若非火底，就是畜生！砂砾丛中辨金石，衣冠队内别鱼龙（下缺四句）。

僧道纵清高，不忘利欲。庙廊达士，志在山林。初贵者志极高超，久困者志无远大。聪明之子，家业常寒。百拙之夫，财终不匮。眉精眼企，白手兴家之人、碌碌无能，终生工水之辈。破落户究极不离鞋袜，新发家初起好炫金饰。神暗额光，不是孤孀亦弃妇。妖姿媚笑，倘非花底定宠姬（下缺两句）。满口好好好，久居高位；连声是是是，出身卑微。面带愁容而心神不定，家有祸事。招子闪烁而故作安祥，祸发自身。好勇斗狠，多遭横死。怯懦无能，常受人欺。志大才疏，终生咄咄空抱恨。才偏性执，不遭大祝亦奇穷。治世重文学之士，乱世发草泽英雄。通商大邑竞工商，穷乡僻壤争林田（下缺四句）。急打慢千，轻敲而响卖。隆卖齐施，敲打审千并用。十千九响，十隆十成。敲其天而推其比，审其一而知其三。一敲即应，不妨打蛇随棍上，再敲不吐，何妨拨草以寻蛇（下缺两句）。先千后隆，无往不利；有千无隆，帝寿之材。故曰：无千不响，无隆不成。学者可执其端而理其绪，举一隅而知三隅。随机应变，鬼神莫测，分寸已定，任意纵横。慎重传人，师门不出帝寿，斯篇既熟，定教四海扬名。这篇六百字左右的欺世奇文，仿骈体之风格写成，融市侩之狡黠、占卜之神秘、谋略之巧施、观察之精细、世事之洞明于一体，左右逢源，巧舌如簧，看破红尘滚滚，熟诸人间万象，堪称骗术之上乘。

故作镇静之态，是骗取人心的关键。然后，骗子必须掌握心理分析方法，将父母（天）问子女（追），妻子（八）问丈夫（七）加以区别，将知识分子（士子）、商人（生孙）、老实人（一哥）、权贵（火底）、贱民（畜生）等等分门别类，目的在于根据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对象，施以不同的骗术。

察言观色之余，骗子还应该主动出击，用敲、打、审、千、隆、卖六种手段探明对方家世和欲求，以便掌握主动权，直至骗到大把钱财。所谓“敲”，就是以言语试探对方；“打”，就是突然发问；“审”，就是作出判断；“千”就是恐吓威胁；“隆”，就是吹捧恭维；“卖”就是妄下断语，使对方心服口服。

如果说，“英耀篇”是骗子的方法论，那么，“扎飞篇”和“阿宝篇”则是骗子的具体做法。

“扎飞”，是装神弄鬼之意。“扎飞篇”教导江相派信徒；对于看重迷信的愚蠢之人，可用装神弄鬼的手法骗取其钱财，包括画符、念咒、扶乩、祈神等等。

4．色骗

所谓色骗，是指骗子以嫖客心态猎艳，达到玩弄女性、发泄兽欲的目的。除此之外，色骗还包括骗子以女色为诱饵，使贪色者上当受骗，名声扫地，钱财亏空。前面提及的江相派、一贯道不仅是神骗的行家，而且是色骗的高手。例如，一贯道道首张天然把寡妇孙素贞（另说孙素真或孙素珍）骗到手后，将其由一贯道女“三才”提拔为“师母”，两人沉瀣一气，狼狈为奸，共同骗取众多道徒的钱，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。

不止张天然一人，其他道首也都是色胆包天的骗子手。如孟宪森有一次竟然在佛堂将两名女道徒奸污；陈化清将一名马姓女子（年仅20余岁）选为“三才”，以此为借口将其奸污，完全是衣冠禽兽。



可笑的是，一贯道道首表面上道貌岸然，一副仁者姿态，背地里却是奸骗邪淫，无恶不作。平日里，道首们向道徒们反复灌输仁义道德，叫他们斩断凡间尘世的情丝，摒弃多余的情欲，自己却个个都是奸淫妇女的行家里手。为了遮掩其丑行，他们美其名曰“天作之合”，称这种流氓行为是“前世姻缘今世了愿”。

男道首张世珍、周万钟和女道首庄林惠，三人借口到外地“开荒”好报户口，以传道为幌子勾搭成奸。点传师刘兆祥以“前世有缘”为借口，把女道徒王英诱骗到手，长期霸占，致使王英母女骨肉离散。刘兆祥淫兴大发，又把另一道首刘宝禄的老婆勾引过来，厮混在一起。邴春书诱奸女“三才”孟昭义，后来强迫身怀有孕的孟某坠胎。洛衫勋对女“三才”李秀珍垂涎已久，有一次借口找李某有事，将她骗到高粱地里施以淫威。

据今人回忆，民国时期抚顺一贯道道首荒淫无度，其传道组织完全是一个淫窟。他们对道徒实施禁欲主义的道德规范，声称夫妻不能同房，未婚者不许结婚，必须将全部精力献给一贯道。另一方面，色狼面目的一贯道道首们以所谓“结善缘”、“结丹”等名义，恣意强奸女道徒。他们多次举办“仙佛训练班”、“忏悔班”，以“考色”为幌子，对女道徒实施奸淫。

一贯道注意培养、发展“三才”，即天、地、人三才。所谓“天才”，是指扶乩时的乩手，“地才”是扶乩时手拿耙子报字者，“人才”是扶乩时的记录员。这三人相互配合，以迷信手段骗取人们的信任，所用工具无非是沙盘、罗圈、耗子、纸张笔砚。女“三才”又称“坤三才”、“女道亲”，是道首骗色的主要对象。因为这些女道徒对邪教执迷不悟，中毒很深，多半甘于“献身”。在她们眼里，献身道首就是献身一贯道的“神圣”事业，不仅不可耻，而且很荣幸。利用女道徒的迷信心态，有些道首在招收女道徒时，叫她们脱光衣服，谎称考验诚心与否，趁势发泄淫欲。道首李继先欺骗女道徒说，女人加入一贯道，必须与师父“结丹”，这样才能长生不老、终成仙果。于是，相继有40多位妇女被其奸污。其中有一位受骗上当的女子问李继先：“怎么还不成仙？”李继先以流氓口吻回答：“你泄露了丹，还得重结。”

东北一贯道道首盛考试，曾写有一封忏悔书，其中有这样的交待：

（盛考试）现年52岁，一生中尽吃喝嫖赌，无所不好。24岁看纸牌、押宝、奸李某和康某之女，娼妓不计其数。25岁奸王廷诚之妻、罗某之女、王某之女，霸占张某之妻为妾。专做鸦片生意，大秤买，小秤卖，奸商利益。鸡奸胞弟，调戏胞妹……

从上述文字中，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十足的淫棍和无赖的卑鄙形象！这就是一贯道的真实面目。

实际上，一贯道道首不仅以女道徒为发泄兽欲的对象，就是男女道首之间，也干尽各种流氓勾当。如抚顺孟氏佛堂的一贯道老夫人，虽然年事已高，却淫兴不减，是一个淫乱狂。她借机把丈夫赶到别处居住，自己与道首邓明隆日夜鬼混在一起，全然聒不知耻。

一贯道有所谓“考财”、“考气”、“考酒”、“考色”之说，谎称考验入道者心地是否纯正。如“考色”完全是色情表演的丑剧：道首们先叫男女道徒们同处一室，然后让他们把衣服脱个精光，相互搂抱，用手抚摸对方。如果有谁动了淫心，就说明他（她）心术不正，意志不坚，情感不纯，不能作为一贯道的门徒。实际上，在一旁“监督”的道首们“大饱眼福”，借以满足他们淫乱的龌龊心理。与此同时，他们正在心里挑选可以被利用、被奸淫的“猎物”。“考色”场面之卑劣，在近代帮会内部无出其右者！一言以蔽之，“考色”完全是不堪入目的杂交图。

非独一贯道如此，近代社会色骗之风盛行，招术繁多。“仙人跳”、“放白鸽”就是常见的手段。

“仙人跳”流行于苏州、上海一带，是指夫妻合谋，或男女骗子假扮夫妻，让女子以色相作为诱饵，勾引好色之男子上床。正在行事之时，真丈夫或假丈夫突然从外面归来，看见床上丑态，破口大骂，对那位男人施以拳脚，执意送往官府衙门。做了亏心事的男子只得下跪求饶，真（假）丈夫大声斥责，趁机勒索巨额钱财，方才甘休。这就叫“仙人跳”，又叫“扎火囤”。

5．串骗

所谓串骗，就是几个人或一伙人合谋行骗。他们串通一气，假戏真做，诱使不明底细者上勾，然后设法骗取钱财。

民国时期，济南黑帮“安清道”惯用串骗手段敛财，名叫“吃炸酱”或“吃包子”。1921年，济南花生税局公开投标招商。这种招标每三年进行一次。因为它是一项投机发财的生意，因此，山东省会的议员们纷纷卷入其中。1921年之前，多由某议员的亲信包办。这一年的招标，事先已被议员国晋卿暗地里包了下来。但从前的那个承包者不愿交出这份差事，花重金请安清道首聂鸿昌助一臂之力。鉴于此，国晋卿也花钱请另一位安清道首郦秋江鼎力相助。郦、聂本是同一道上的人，两人私交甚厚，便密谋计策，实施串骗。

第二天，郦秋江率领30多名道徒，护拥着包办人来到花生税局。聂鸿昌早已率人占领税局，见郦某到来，便假装怯场，率手下喽罗离去。于是，招商之事稳稳当当落入国晋卿手中。事成之后，郦某不仅得到巨额酬金，而且一批道徒还被安排了工作。聂某也私下从郦某那里分得部分酬金。



山东济宁安清道首刘裕泰，也是串骗高手。此人童仆出身，后来混迹粮行，发了一笔横财。他善于结交官场中人，常在衙门中走动，关系极广，抗战时期，刘某与日本宪兵队狼狈为奸。人称“地头蛇”。他是安清道“通”字辈，依仗手下众多门徒，敲诈骗财，无恶不作。一次，刘某在澡堂发现越河涯皮行的扈老板也在冲澡，便把一包毒品偷偷塞进扈老板的衣袋，然后吩咐手下去宪兵队报告。宪兵将扈某押走，之后，刘某又出面假扮说情人。结果宪兵罚钱2000元，将扈老板释放。扈某对刘某感激不尽，对他重金酬报。

据现有资料看，近代社会中的帮会头目往往是串骗高手。以洪帮为例，江浙交界之某县城曾有一件串骗案例。于某是该县富商，有个不成气的儿子，人称于老八。于老八生性好淫。是个猎艳狂徒。该县不远处有一尼姑庵，于老八看中庵中一位绝色女子，将她勾搭上手。他并不知道，这位尼姑早已是另一官宦之子、人称“小丁香”的情妇。

小丁香闻知此事，决心报复一下于老八。这时，小丁香的朋友朱某从中调解，这场纷争暂告停歇。这位朱某人，正是该县洪帮头目。他早就垂涎于小丁香、于老八的钱财，正愁没处下手，不曾想天赐良机，让他巧施串骗手法，得以成功。

某晚三更时分，于老八正与小尼姑酣沉梦乡。忽然冲入十几条大汉，高叫“捉奸！”为首之人，正是小丁香。小丁香吩咐将两人绑赴县衙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于老八表示愿出钱私了此事。

事后，于老八特别窝火，专程拜会朱某人。朱某人静静听完，微微一笑。因为，于老八的私了钱正在他的手里。狡黠的朱某当即拍胸脯说：“你不要怕，我为你出这口气。”于老八大喜，表示定以重金酬谢。然后，朱某在老八耳边吩咐他如何去做。

三天后，老八率领一帮人去找小丁香。刚到一座庙前，正巧看见仇人也带着一帮人奔将过来，似乎对方早有准备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场恶斗随即展开。于老八、小丁香是娇生惯养之辈，胆小如鼠，吓得抱头而逃。不久有人向老八报告，说明伤亡情况。于老八惊魂未定，又有人来报：已将小丁香打败，对方都已散去。老八这才放下心来，由打手保驾而归。

第二天，朱某来找于老八，说没有料到小丁香早有防备，致使手下弟兄多有负伤。小丁香不甘失败，必将反扑，因此必须赶快医治受伤的弟兄，多给慰劳费，才能让他们重上“战场”，为你老八拼命。于老八听罢，甚觉在理，便交给朱某人数百光洋。

其实，庙前打斗的帮凶都是朱某手下的洪帮兄弟。打斗之前，故意谩骂挑衅，制造恐怖气氛。交手后，也故意让刀枪相见，杀声震天。吓跑于老八和小丁香后，双方相视一笑，随意舞弄一下，便各自散去。被骗的老八和小丁香一直蒙在鼓里。在小丁香那里，朱某也借故为“弟兄们”拿到了一大笔酬金。

这次打斗后，朱某又密派手下门徒分别到于老八和小丁香那里挑拨。或告知小丁香，老八将与你过不去，你的生命面临极大危险，最好的办法是请黑社会老大出面，为双方调和。或威胁于老八，小丁香跟黑道分子来往密切，你终有一天会死得不明不白，不如请出帮会头面人物为你们消除仇怨。于是，朱某人坐得小丁香、于老八的“讲和费”数千金。

朱某人越敲诈贪婪，越想骗取更多的金钱。一天，他专程到小丁香处，谎称“老八日前表面上讲和，暗地里却想害你。长久之计，不如花钱请人把他做脱（即杀死，黑帮术语），除去心头大患”。小丁香懦弱无能，吓得连连摆手。

于是，朱某又派人到于老八处，说出同样的话语。老八点头称是，愿付2000元托朱某“包做”，并表示事成之后，更有酬谢。

第二天晚上，小丁香嫖赌之后正走在回家的道上，被一蒙面杀手当场捅死。这桩命案很快被侦破，朱、于二人伏法，案情大白于天下。

令人震惊的是，在近代上海这个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竟然有人串通外国人行骗。当时，侨居上海的外国人有许多属于无赖之徒。同为无赖的某些中国人，常与他们相互勾结，作伪行骗，尽干些流氓勾当。彭玉甫就是这样的小瘪三。

一天，彭玉甫拿着金刚钻原料来到某家珠宝商店，吹嘘其品质、光泽、价值如何如何。珠宝店的伙计被彭某滔滔不绝的口才所迷惑，答应某天到彭玉甫处看样定货。

那一天，伙计来到预定地点，见到一位外国人。经彭玉甫介绍，此人名叫爱迭生，是著名的金钢钻老板。伙计当即决定定货，预先支付定金五百两银子，等三个月后，货品到沪，再付款。翌日，彭玉甫收到五百两银子，并交给伙计上有爱迭生签名的收据。

三个月期限已到，彭玉甫突然不知去向，爱迭生也不见踪影。伙计大呼上当，急忙报案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像彭玉甫这样的骗子，在旧时的上海滩大有人在。

近代的上海地价昂贵，每亩高达十余万金。因此，炒作房地产便成为投机者热衷的买卖。骗子们趁势大捞一把，把自己的钱袋装得满满的。通常的做法是，骗子串通地皮掮客共同行骗。所谓地皮掮客，就是买卖房地产的中介人。狡黠之人行骗，每每倚赖这批中介人。



　精于此道的骗子常预购若干濒临马路冲要之地，预料这块地方其后必定繁盛。如果有人在近旁构筑房屋，骗子便马上派人修筑高墙。别人定会抱怨：这是阻挡我的出路。于是屈尊就教，与之商议此事。骗子谎称：“这块地是祖上留下来的，不打算出售。”看到对方愿出高价购买，骗子假意不许，但紧后必拱手出让，所获金钱远在当初购入的价格之上，往往多出十倍甚至二十倍。然而，这类串骗的计谋，非有地皮掮客为之策划，则不能成功。

更有意思的串骗是，父子之间故意相互谩骂、诬陷以骗钱。

有父子二人，苏州人，都在天津开设商店。两家店门相距三里，同时生产并销售某种特制商品，颇受人欢迎，市场销量极佳。

父亲的商店比儿子的商店设立更早，似有儿子偷袭父亲之嫌。而且，儿子的店面装潢、招牌、货品之名称均与父亲相同。这就涉及到当代所谓“知识产权”问题，十分棘手。果不出所料，父子之间很快便起纠争，互相指责对方的商品是冒牌品，是十足的“水货”。这场争吵不仅没有很快平息，而且越吵越凶，逐渐有升级的征兆。

一时间，街头巷尾，报纸刊物，沸沸扬扬，成为一大新闻热点。人们对这一现象感到诧异，认为两肆同一，两边的老板又是父子关系，为何不合并在一起却吵闹不休呢？有明眼人一言破的，说：“父子相争的目的，在于扩大商业影响，这实际上是在做广告。”人们冷静一想，的确如此：父子吵闹不休，两边的生意却越做越红火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有些骗术竟然在现代社会死灰复燃，其“遗传因子”的时空穿透力确实令人吃惊。以串骗为例，时下屡见不鲜的“做笼子”，在近代就已广泛存在，那时的名称叫“商业之屏风”。

关于“商业之屏风”，在近人笔记野史中即有记载。其方法无非是，那些巧于作伪者，将劣质品陈列于行人常来常往之处。其同党数人围而观之，有人高声赞赏，有人假装讨价还价，极力扮成想买的样子。行人听到叫卖声，马上过来瞧热闹，认为一定是价廉物美的货物，遂争相购买，堕其骗术之中。据悉，陈某曾在上海福州路从这种热闹之地买下一件裘皮大衣，比正规商场便宜许多。好景不长，不到半年，陈某的这件裘皮大衣严重脱毛。仔细一瞧，才发现骗子是用胶水将毛粘在纸上，岂有不掉毛之理？但当初购买时，一般人不太容易看出破绽。

6．肉骗

所谓肉骗，就是绑架人质诈骗钱财。因为旧时人质称为“肉票”，故这种骗术名之曰“肉骗”。

以这种流氓手段诈取钱财者，首推中国黑社会之代表——青红帮。近代中国帮会几乎是清一色的武装犯罪集团，依仗非法的财力和武力，它们纵横天下，无恶不作。肉骗正是一种带有武力劫持、强行勒索的敛财行为，这对于黑道分子而言完全是举手之劳。

1933年，黄金荣的门徒王文奎绑架上海颜料巨商贝某之幼子，贝某恳请黄某出面解决此事。黄金荣故意拖延时日，讨价还价，最后才肯亲自出马“讲斤头”。结果，贝某花费2万银元才得以赎回幼子，另送给黄金荣一辆高级轿车。黄金荣是个见钱眼开的黑帮头目，乐于玩耍各种骗术，肉票即其一。他曾唆使门徒丁永昌绑架荣德生，师徒合谋敲诈了荣氏几十万美钞。

与黄金荣齐名的另一上海滩流氓大亨——张啸林，也是肉骗的老手。1929年，上海银行界大名鼎鼎的人物、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，与静安寺签约租地，打算修建房屋出租。不料，张啸林也看中这块地皮，托人与静安寺商议，遭到拒绝。张啸林又与朱成章商量，愿以高价要朱某转租，同样遭到拒绝。一天，朱成章从愚园路寓所乘车外出。忽然，一伙绑匪持枪劫车，同车的女儿及护士各中一枪，朱某作为“肉票”被押往秘密地点。

国货银行闻讯，顿时乱成一团。经四处打探，由该行庶务周子斌前往杨树浦路一房内，用钱赎回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板。事后，有人问及此事，周某说赎票的钞票是用麻袋装的，外加火漆印，到底数目有多少，他并不知道。

绑架之风盛行于近代中国，以上海滩为典型。在其他地方，亦时有耳闻。如安徽南陵清帮嚣张一时，张大屁股、刘大嘴等帮会分子经常玩弄“肉票”手法，借机敲诈大笔钱财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“票主”一点儿办法都没有，要想解决问题，必须求助于黑帮。

据近代史料披露，京师一带社会风气日益污浊。宗室子弟游手好闲，挥霍无度，遇到资金短绌，则结伙前往城外荒僻之所，劫掠农家小孩回到城里。次日，这群无赖故意张贴告示招领，托词小孩乃途中所拾。等农家上门认领时，他们多方勒索酬金，必取盈而后止。

在实施肉骗之前，绑匪一般有周密的安排和计划，力求万无一失。令人惊骇的是，绑匪的组织系统十分完备，帮派林立，各逞威风。如上海滩的绑匪就有山东帮、淮扬帮、浦东帮、太湖帮等等，大帮之中有中帮，中帮里边分小帮。帮派既多，人数又众，骗术高明，手段毒辣，而且不容易破案。如此一来，那些有钱有势的官僚、富翁无不栗栗危惧，不能安枕。

7．拐骗

所谓拐骗，就是骗子以各种手段欺骗、拐卖妇女儿童，借机攫取非法暴利。这实际上是一种贩卖人口的非法勾当。


拐骗与肉骗相同之处在于，两者均以活生生的人作为敲诈钱财的工具，人成为不等价交换的商品，拐骗与肉骗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前者的受害者多为妇女儿童，后者的受害者多为有身份有财势的成年男子。而且，拐骗的对象属于“流通中的商品”，由甲地卖往乙地，一卖不复返，肉骗的对象则属于“抵押商品”，一旦赎金到手，绑匪即将人质释放，“物归原主”。

近代帮会是拐骗大本营，帮会分子干尽了伤天害理、丧失人性的勾当。在黑道中，男拐匪叫“善心老爹”，女拐匪叫“好老妈”。被拐骗的妇女，容貌姣好者叫“好花”，相貌丑陋者叫“赔钱货”，年轻者叫“嫩白儿”，年长者叫“整块”。被拐骗的儿童，男孩叫“一柱香”，女孩叫“一株花”。

一般而言，骗子引诱妇女上当受骗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：

其一，利诱。有些女子过于势利，贪图一时小利，结果经不起骗子引诱，在金钱和物欲面前成为骗子的囊中猎物，直至贩卖他乡，才恍然大悟，但为时已晚。

其二，乘隙。以找工作为由，是骗子拐骗贫家女子或失业女子的拿手好戏。为了生计，许多女子被甜言蜜语所蒙骗，毁了一生的前程。有的骗子见别人家庭不和，趁机挑拨离间，劝说受冤屈的媳妇或妻子离家出走，到外地谋生，并许诺如何如何，致使妇女上当被骗。

其三，强掠。绑匪以武力劫持身单力薄之女子，软硬兼施，迫其就范，然后转手卖掉。

其四，迷药。绑匪看中某女子后，想方设法靠近该女子，用迷药将其迷倒，然后劫持而去，高价卖出。

其五，婚嫁。拐匪以娶亲为手段，瞒过女方的家人，一旦正式结婚，即将“妻子”卖出，获取高额利润。这属于“色骗”中一种。

其六，奸拐。拐匪挑选英俊倜傥之男子，使其追求年青女子，更多的是年青寡妇或富室小妾，也有贫家女子抑或千金小姐。一旦得手，随即贩卖外地。这亦是“色骗”中一种。

被贩卖的妇女，下场极为不幸。有的被拐卖到遥远的山村，嫁给贫苦无依的农民为妻；有的被卖到富贵人家，为妾，为婢，地位低贱；更多的被卖到妓院，沦入火坑而不能自拔。

民国时期，贩卖人口十分猖獗，黑帮势力操纵其事，无法无天。在上海滩，专门贩卖男孩（黑帮术语叫“搬石头”）的流氓头子名叫尚武。此人身跨清洪两帮，又是虹口捕房刑事探长。极有势力。他与潮州帮三合会勾结在一起，靠拐骗人口大发不义之财。尚武手下有门徒二千余人，是一个庞大的人口贩卖集团。他们到处抢掳男孩。然后贩往广东，高价卖给富商大贾。因为这些商人除了亲生的儿子之外，愿意领养男孩，对他们刻意培养然后从中挑选一个有能力继承自己事业的人。

令人感到惊奇的是，上海滩除了一个专门拐骗男孩的尚武，还有一个专门贩卖女孩（黑帮术语叫“摘桑叶”）的尤阿根。此人也是身跨清洪两帮，出任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探长。尤阿根手下的门徒有五千余人，他们将拐到手的女孩大部分卖往北方地区，也有一部分卖给本地的妓院。杜月笙的门生、时任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的任文桢，有门徒千余人，也是专门贩卖女孩的大流氓。

在近代中国，贩卖华工出洋是一桩可以获得暴利的买卖，俗称“贩猪仔”。内地百姓被拐骗出洋，贩卖为奴，从事一切苦役，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，因而被称为“猪仔”。诓骗华工出洋最毒辣的手法，当推赌与烟。详言之，近代开埠地区，流动人口密集，外地打工者甚众。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口岸，每每设有赌场，番摊、牌九等名目齐备。如果做工之人好赌，往往十之八九必输，因为赌场均有赌骗高手。当民工等辈输钱之时，赌场老板故作慷慨大方之态，任其赊欠。民工见此，愈输愈赌，愈狂赌其所欠愈多。所欠既多，赌场老板乃将赌债划归民工之雇主。因此，多数进入赌场的民工，因赌账纠葛，其工资已领到十年之后。万不得已，遂沦为人口贩子相中的“猪仔”。

另有以鸦片烟为诱饵，致使华工沦为人奴者。具体情形是，雇工之老板故意在工场旁边密设烟馆，以低廉价位吸引民工吸食。民工以此为劳作之后的休息场所。一经吸食，必定成瘾。染上烟瘾之后，工作时无精打采，晚睡早起，意志消沉，额定工作量每每不能完成。

鉴于此，这些民工必须延长工期，否则便不能领到应得薪水。面对这种绝对剩余价值的盘剥，吸食鸦片的民工无可奈何。可是，体力与精神既已耗损，工期亦相应越拖越长，所得之微薄工资尽耗于烟榻之上，入不敷出，到头来只得听天由命，被贩子卖往海外为奴。

杜月笙的徒弟陈鹤鸣，专门拐骗浙江温州、青田一带的青年农民。他与澳门流氓勾结，将人口贩卖到葡萄牙，再转往法国。人称“贩黄鱼”，因为华工属于黄种人，在拐卖途中，如果死掉，即被扔进大海，如同死鱼一般。

陈鹤鸣借助帮会力量，尤其是师父杜月笙的招牌，到处欺蒙拐骗。他擅长编织有利于肉骗的关系网，与青田县政府官员、上海警局护照股的警员、外国邮船公司买办、中国驻外使节，以及葡、法两国人口贩子，均有广泛接触，为其犯罪勾当疏通渠道。他大肆进行欺骗宣传，引诱青年农民出国赚钱。凡愿意到国外工作者，每人发给旧西服一套，但要上交450元左右的法币作为旅费，由陈鹤鸣统一购买船票。实际上，根本不需要什么船票，陈某勾结船上人员，将他们藏在货舱里，偷渡出海。有些农民没有钱交旅费，但梦想到国外大捞一把，被迫出卖田地和房屋，甚至将妻子“出租”。青年女子出国前必须接受色情表演训练，到达国外后，靠跳小脚舞谋生，实际上是出卖色相。后有进步报人著文揭批“贩黄鱼”内幕，陈鹤鸣落入法网，判刑5年，其同伙均作鸟兽散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拐骗儿童之风在近代丝毫不亚于拐骗成年男女。儿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，他们在心理上对外部世界是不设防的，这就为骗子成功实施拐骗诡计提供了良好条件。加之儿童的反抗容易被制服，掠夺之、藏匿之均很容易，因此人口贩子每每看好儿童。施以小恩小惠，年幼无知的孩子就可能被拐走。而且，骗子还让受过训练的小孩去引诱其他小孩，这样更容易成功。



　被拐骗来的孩子要认拐匪为父、为叔，要认同被拐骗的孩子为兄、为妹。拐匪令其“听话”，并加以特殊训练，然后贩往各地。

一般而言，被拐骗的男孩充作童伶、童仆，有的被寺庙收为子弟，有的贩往东南亚为“猪仔”，也有的卖给艺人当养子。被拐骗的女孩则卖到各埠妓院，成为雏妓。妓院老板特别愿意买进八至十岁的幼女，这不仅因为她们身价低廉，而且容易培养成摇钱树。上海、苏州、扬州、南京等地专门出现了所谓“囤户”，其职责就是留养、训练幼女，然后按不同价位予以出售。那些姿色好者，多卖给权贵人家为妾，价值千万，其他则以数千或数百元卖给妓院，时称“养瘦马”，有的女孩虽未沦入妓院为娼，但亦卖给人家作养女，有歌妓之养女，也有咸水妹”（专向外国人卖淫的妓女）之养女。有的被富人家买去当婢女使用，有的成为尼姑的弟子。还有的贩往东南亚一带，成为“猪仔”们的公用妻，下场极为悲凉，与青楼女子无异。

据悉，人口贩子之所以如此猖狂，是因为社会不公，世道黑暗。近代中国拐匪丛生的社会背景，在一篇旧文《内地拐孩的匪徒》中有客观的表述。该文称：自满清末年，政治腐败，横征暴敛，民力憔悴，加上河决大患多次发生，蝗旱之灾连年不断，盗贼时起，匪徒混入。琥珀搭芥，磁石引针，臭味相投，声气遂合。于是拐孩匪徒的基础建立了。光复之后，岁岁用兵，供应差徭，疲于奔命。良懦百姓，竟有远弃家室谋生在外的，幼子弱女流落荒村，寒无衣，饥无食。拐匪乘机行动，以微利作钓饵，以甜言来诱惑。这时，孩童视拐匪如骨肉，东西南北，惟命是从。他们获取厚利，广事结纳，日渐推行，竟达数省……

行贿受贿是拐骗分子上下其手、屡屡得逞的重要秘诀。其名目繁多，计有“献寿礼”，即向官员行贿；“送进水”，即向警察行贿；“送波罗”，即向地头蛇行贿，达到官、警、匪、骗四位一体，沆瀣一气。

8．装骗

所谓装骗，就是冒充某人行骗，最终达到以假乱真、诓骗钱财的目的。装骗需要非同一般的演技，否则就有露馅之虞。

民国时期，有一位乡下农民冒充清帮大哥，前往汉口法租界燕子窠吸食鸦片。此人放烟枪、置茶壶、插烟签的位置、拿茶杯的手法，吸烟的姿势，斟茶的派头，完全是黑道正宗。

有清帮弟子瞧见，回去报告真正的黑帮老大，说不知从哪里突然来了这么一位“大哥”，怎么招待他。老大听了不觉一怔，急忙派人去打探仔细。经过详细盘问，假大哥终于露了马脚，极力辩解，声称一切均属巧合，叩头求饶。黑帮老大听罢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下令处死。后经人劝解，免去死罪，但还是割掉了假冒者的一只耳朵。如果说假冒帮会头目要有相当的胆量，那么，伪扮成差弁、官吏，则要有相当的口才。官场中人，每每堂皇其貌，夸大其辞，没有一定的嘴皮子工夫是难以出人头地的。骗子以骗钱为目的，凭借巧舌如簧的本领，以官吏面目出现，自然可以蒙混过关，骗倒一大批人。上海公共租界九江路的广诚信烟膏店，是商界巨孽。光绪年间，某一日忽然来了一位形似差弁之人。此人声称奉两江总督刘某人之命，来此采办烟膏，须福字清膏数百两。等店里伙计把烟膏放进竹篮后，差弁之人拿出银票一张，让伙计前往钱庄兑现。钱庄以票根未至为由，拒不付钱。差弁闻知，将烟膏之篮寄存在店内，亲自驾车前往。

店伙计一直等到黄昏，不见差弁之人从钱庄归来，顿起疑心。打开竹篮一看，才知道价值数百两的福字清膏已被骗走。

差弁之人之所以伪托两江总督的大名，是因为这位总督大人夙嗜烟膏，每年必派人至上海采办。骗子知悉这一内情，遂有上述行骗过程。

另有冒充官吏以行骗者，或自称禁烟，或自称查检牙帖，或自称巡视酱缸。所到之处，都出示官方文件，证明自己确系官场之人，以衙门出来办事。不明真相之人，每每信以为真，均以巨额钱财行贿。该官吏受贿之后，旋即离开。出示的官方文件确实是真件，只不过是骗取之物，然后借此冒名顶替而已。

在大多数情况下，骗子愿意冒充之人，必是有地位有身份之人，如上述帮会头目，官吏以及封疆大吏之差弁，均是骗子乐意扮演的角色。

权贵之名固然与金钱相连，但骗子绝不局限于此。骗子的目的在于敛财，因此凡能达此目的者，均可尝试之。富商巨贾是社会财富的代表性人物，他们自然成为装骗的对象。

9．假骗

所谓假骗，就是骗子用假冒伪劣之物骗取他人钱财。假骗与装骗的区别在于，前者作伪工夫用在“物”上，后者作伪工夫用在“人”上。近代上海，有人于道旁设摊，出售香水。商标瓶式，与正规商场几乎一样。一经开启，让路人嗅之，芳香无比。有一外地人，名叫张仲康，刚至上海不久，在路边摊子上看见香水，相信是佳品，一次购回三瓶。到旅店后，打开一看，全是白水，这才知道卖香水之人让人所嗅之瓶，是真香水，特借此为诱饵以愚人。近人徐珂在笔记野史中指出：“商品之伪造以罔利者，多矣。冒牌也，仿式也，因无论已。及又有冒海外华侨之姓名以制物炫售者，人为所愚，利市三倍，初固无其人也。久之，有涎其市而诈欺者，自称为华侨之遗族，以贫乞倾助，若不允，当控于官。其人不得已，乃资以万金而去。”



　清末明初，既有骗子伪称华侨者，也有骗子伪造国货以敛财。宣统年间，提倡国货之声不绝于耳，爱国商人纷纷响应。但是，仍有奸商出售外国商品，包括绸缎、烟草等等。他们变换手法，以骗取国人的信任。其装潢，其牌号，皆用国文。所登广告，亦极言外货充斥市场有十害无一利，本店物品之原料皆取材于国内，热心君子若肯购买之，也是爱国御侮、杜塞漏卮的一种行为，云云，吹得天花乱坠。果然有效，数月内营业额直线上升。

在中国文化的评判标准里，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，动辄称以“贱商”、“奸商”，似乎“无商不奸”、“无奸不商”这样的同义反复就是商人的权威定义。

翻检近代史料，不难发现商店确乎是骗子行使假骗手法的重要场所，商业行为大量充斥着欺诈。以匾语为例，药店有悬挂匾牌以自吹自擂的嗜好，或书“上池神水”，或写“刀圭圣药”，落款之人皆是负有时望之达官贵人。实际上，这些社会名流深居简出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大名被人盗用，因而不见不闻而任其作伪。于是乎，愚蠢之人都以为真是神水、圣药，大量购买，信以为至宝。另有商店，所用招牌与他人相同，只不过在招牌上的某字旁加上某偏旁部首，目的在于混淆视听以行骗。

利用广告行骗，是较为常见的骗术。商店在报纸上所登广告，每以他人赞美之信函罗列其中，或以真迹摄影表明其商业声誉，包括发函人之人像，邮政局之图标，人名地名手迹职业，应有尽有。有知悉内情者披露，甲地某商店自拟函稿，连用邮票寄往乙地，找一人书写以付邮。至于人像，则是往照相馆中搜买一张日久弗取，不知是谁的照片，为之取名某某，旁列颂扬之语。这就可以欺骗社会上昏庸无识之辈，以为该商店之物品货真价真。

摸奖是刺激消费者掏钱购物、促销商品的妙方，但是商店奖券也有作伪者。近代某省某街有一西式大商场，其所陈设出售者，药品占多数，香皂、香水次之，玻璃器皿以及其他零星杂物又次之。开张之初，前往购买者争先恐后，途为之塞。因为商场门前高悬重奖旗帜，标明谁获优等奖券，奖银千元。其他奖券，皆有奖品。只须购买值银五角之物，即可赠奖券一张，券上载明何物，即以何物奖之。但优等券只有一张。某甲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拿出五角银币购买药品，即拈奖券。撕开一看，得香水一瓶。但合计药品与香水，尚不足五角之值。某甲遂生疑心，认为奖券有假。不久，某乙从外面走入商场，也出五角银币购物。等他拈券，忽作狂喜状，大叫：“千元优奖，舍我其谁！”然而，此奖券似乎不是从摸奖匣中而出。某乙当众撕开，果获千元，店主即取银如数予之。某乙得奖后，转身往外走。某甲疑其有异，尾随其后，看见某乙出门后，随即绕道来到某街，仍由商场后门而入，这才知道获大奖之人本是商场行骗之同伙。

商场假戏真做，实为表示其确有信用以掩人耳目也。

滋补强身，延年益寿是中医理论的精萃，上至权贵，下至普通百姓，无不热衷此道。骗子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态，在药品上大作手脚，以劣充优，以假乱真，尤以人参为烈。

人参乃药材之中的名贵品种，最能滋补精、气、神，有挽回造化之功效。譬如一个人快要断气，若让他喝下一口参汤，可以延长一下他的生命。吉林、高丽所产人参，是参中极品。

据称，民国时期的吉林和营口地方，每逢参货上市，农民挑担负筐蜂拥而业，价格很便宜，只要二三块钱就可购买一百斤。这种参不是真正的野人参，而是人工种出来的赝品。参客购下后，经过烘焙技能和装潢手续，就可充作野参，到了上海，一转手可获利千倍。另有一种滑头参号，间接向参客批发若干斤，外加牌号和装潢，再陆续卖出去，其获利也不小。至于购买者吃后有没有效果，则概不负责。

与假人参相仿，假书画也可使骗子一本万利。中国人素有收藏名人书画的嗜好，但在书画市场，从来就是赝品满天飞。

一般稗贩之作伪者，对于古人书画，均有法仿造。纸张颜色、铃记朱印、装潢格式都可摹仿，和古人真迹毫发无二。他们在市场上兜揽混售，门槛不精的买客常常受他们的愚弄。须逢到真正识货的专家，才可以辨别真伪。

即使在世的书画名家，也有骗子摹仿他的笔迹铃记，以赝品在市上混售，眼光短浅之辈难免被他蒙蔽。如到扇子店去购买，才会不被愚弄，该店有一口号叫作“包真不包好”，表明书画是真品，不过不分高下好歹罢了。

难怪近人感慨万分：“书与画本为雅人深致的东西，不料也有种种黑幕在内，古人地下有知，必要叹息痛恨哩！”

钞票的价值在于，它是一切商品等价交换的媒介，是一种代表社会财富的特殊商品。在所有的伪造商品中。假钱是为害最烈的一种。民国时期，假钞票屡见不鲜。当时，各银行发行的钞票，已多次发现伪钞。一般老百姓得到这些伪钞，不但平空损失一笔钱财，有时还要受到无辜的牵累。制造伪钞的骗子只知自己大发横财，不顾残害人群，扰乱金融，真是罪不容诛。历次破获的伪钞机关，有八九由日本浪人充当重要角色，可见日本人用心之歹毒！



那时，在北平发现的伪钞，不是用机器仿造，而是运用化学方法影印的。具体做法是，先将真钞一张，在票面上涂着药水，然后用大小厚薄和真钞一样的素纸铺在上面，用力压之，使真钞之花纹颜色完全显出；丝毫无二。后来混用过多，发现了相同号码的伪票多张，才揭破黑幕，破案惩办，但民众方面的受害已不在少数。

假钞票之外，还有假银币。假银币约分四种：①夹铜；②纯铜；③药水；④挫边。据说夹铜和纯铜的作伪，需要大规模的较为复杂的秘密制造。至于药水和挫边，则是小钱庄歇伙和银匠店歇工所作伪。药水银币是用一种“吃”银药水，将银币投入药水中，数分钟后取出，银币即少去一层，这银屑沉入水底，集少成多，就可如愿以偿，达到非法敛财之目的。可是，这样一来，真正的银币就减少了分量。挫边作伪，只须用一把挫刀，在那银币边上磨挫银屑。不过好好的一块银币经过磨挫后，因分量已轻，兑换时又要损失贴水。可是，骗子们只知一己之私欲，其他一概不顾。夹铜和纯铜称为假银币，药水与挫边只可称为劣币，仍可换钱，兑换店里的老板可多得些额外的利益。

10．正骗

所谓正骗，就是骗子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，打着真善美的旗号，蒙骗众人，借机敛财。这种假正经的骗术，在近代中国屡见不鲜。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堪称正骗高手，被称为“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”。早在1924年秋季，军阀混战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杜月笙以救济为名，与一批所谓“善士”一起，从事难民安置工作。他下令手下爪牙，拿着捐簿向商民强行募捐。这种明目张胆的敛钱手段，不仅使杜某人从中捞到很多油水，而且还捞到了社会名望，难民对他感激不尽。

以后，只要发生天灾兵祸，杜月笙总是热情襄助“善举”，在上海大肆募捐，可以名利双收。有一次，他为了举办赈灾义演，居然登台表演，客串黄天霸，票价高达10元。当时，名旦梅兰芳的门票才卖5元。

七七事变后，杜月笙与孔祥熙勾结，着手组织上海救护委员会，大肆征募钱物以及药品。八一三上海开战后，杜月笙又组织抗战后援会，以救国抗敌的正当名义，向工商界巨头摊派巨额物资和现金，价值千万元，全部由他支配。上海沦丧后，这笔巨款成了一笔糊涂账，也没有一个机构跟他清算过，大部分的钱财都落入杜某人的腰包。

杜月笙大概可以归类于“善棍”。俗称无赖之徒为棍徒、地棍、土棍、痞棍，民俗以棒为棍，言其凶恶，如以棍棒击人。据近人考证，晚清光绪、宣统年间，有假托善名而为恶者，人目之曰“善棍”。善棍之人动辄假借慈善事业之名，赁屋于市，美其名曰某某善堂，自编自造其缘起，宗旨，四处募捐，同时打出声望极高的绅商旗号，把这些人说成是发起人，或尊称为董事，以求取信于人，期望人们踊跃赞助。实际上，那些著名人物未必知悉底细，对善堂事务也未必一一过问，惟有经手者数人，私下分钱得利。其号称经办之事，诸如放赈、办学、育婴、养老、衣米、医药、棺冢、以及惜字、凉茶之施舍，一一胪列，巨细靡遗。外人闻知，都树起大拇指极口称赞。

实际上，真正落到实处看不过一二件而已，而所得募捐之款，多半流入自己口袋，甚至有人借此致富。这些人之所以得到“善棍”之名，正是由于他们以欺诈骗取钱财，而且以“善”的名义大肆行骗。这实质上是一种伪善。

及至近代，善棍不仅没有销声匿迹，反而愈演愈烈，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气势。从道理上讲，举办慈善事业的人都应该洁身自好，一清如水，才可称得起“善人”之名，这样问心可以无愧，俯仰也可以无羞。本来办慈善事业是一种蚀本生意，怎么可以发财呢？但是，近代上海慈善界有不少善人确系善棍，他们依靠慈善两个字来发一注大财、挣一份家产。这伙善棍真是杀人不怕血腥气，专门在灾民和贫民身上狼吞虎咽。至于社会舆论的指责，他们全然不顾，厚颜无耻。

据称，慈善界之人物，可分为三种：第一种人，确实是慈悲为怀、一介不取的善士，有时还要自己掏腰包周济贫穷，精神可嘉，令人景仰。第二种人，拿着某堂、某会的一块金字招牌，大肆鼓噪，或登报征求，或派人劝募，其胞与为怀、视民如子之胸怀令人感动。但是，等到大量捐款到手，则马上露出狰狞面目。他们只将小部分捐款用于慈善事业，敷衍了事，大量的钱财落入私人腰包。

第三种人，完全是骗子。每当水灾、旱灾、蝗灾、兵灾、震灾、火灾等一切灾患发生，这伙人便临时租赁一二间房子，挂起某协会、某善堂的招牌，一边敦请社会名流做善事，一边印刷数十万份的宣传品四处散发，同时请人有表演声泪俱下，悲天悯人的募捐缘起。紧接着，他们派人到处伸手要钱，专门有一批擅长词令、面厚如铁的劝募员穿梭于街头巷尾。除在上海本埠，他们还另派人到外埠进行募捐宣传，在报纸上大登广告。在“劝募”二字上，可谓机关算尽、无孔不入了。在他们发出去的捐簿和收据上面，都赫然印着鲜红的“经手自肥，雷殛火焚”八个大字，真是弥天大谎、聒不知耻。一待灾患过去，这群骗子也个个腰缠万贯、脑满肠肥，一生一世享用不尽。当初租借的房屋也退了，金字招牌也撤了，经理，协理、司理以及大小职员也溜了，丑剧匆匆落幕。以后再遇到什么灾变，故伎重演，骗子齐上阵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

上述第一种人，是名副其实，堂堂正正的善人、好人。至于第二种人，全然是两面三刀的伪善之人，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。第三种人，无疑是以正骗为职志的善棍，是慈善事业的败类，称这种人为民族败类，一点不为过。他们是社会上的蟊贼，令人忿恨不置。

即使在民族危亡之秋，这种人也不甘寂寞，上演丑剧。抗战军兴，全民族同仇敌忾，却发生了东北义勇军捐款撤查风潮，曾经闹得满城风雨。究竟有无舞弊，局外人不得而知。如果骗子打着义勇军爱国将士的旗号，招摇撞骗，大肆敛财，“蹈着善棍的覆辙，再发现一班‘义棍’，岂不要被外国人笑脱牙齿吗？”

不仅如此，这帮骗子心狠手毒，因此，直呼其民族罪人也无不可。

11．诈骗

所谓诈骗，就是玩弄各种欺诈手段行骗，借机骗取他人钱财。诈骗与上述种种骗术并无本质区别，也无明确界线，由于不能归入上述10种骗类，故另划归诈骗类。

敲诈与诈骗是同义语，近代帮会常以敲诈手法敛财。杜月笙身为三鑫公司总经理，除了骗取巨额保险金外，还用其他办法敲诈那些鸦片商人。每逢一年中的重要节日（如端午节），他照例要把潮州帮的十位大烟商请去，伸手要钱。这笔钱，开价既高，又要烟商们出得起，而且不至于伤了元气，因此事先是专门经过研究确定的。那些烟商为了确保非法赢利，谁也不敢说半个“不”字。

与杜月笙耍弄流氓手段一样，天津同义脚行头子刘德山也大肆玩弄讹诈手段。刘德山既是清帮，又是洪帮，是天津脚行“教父”巴延庆的忠实走狗，有徒弟300多人。刘某人绰号“黑手刘三”，又称“北霸天”。估衣街、东北角一带的众多商店，都受过刘德山的讹诈。

有一次，刘德山自己用刀故意刺伤腿部，然后赖账于正兴德茶庄，讹诈300元方才甘休。

甘肃武威有一驴马市场，洪帮分子张福（人称张结子）依仗帮会势力，大肆进行讹诈。此人身穿绸缎马褂，戴着墨镜，右边抽着马鞭，一开口就骂人。张福经常用很低的价钱买进疮骡瘦马，暂不付给卖主钱。不久，等骡马喂肥后，再换一副好鞍，以高价卖出。即使原来的主人相见，也认不出来。在讨价还价时，张福自编一套黑话，进行瞒混讹诈，压级杀价，从中牟利。如把1～10的数字说成：也黑（l），独（2），斜（3），茶（4），盘（5），老（6），兴（7），工（8），湾（9），与一同（10）。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上当吃亏。

在帮会势力的庇护下，粪车也可以成为敛财的手段。旧上海公共卫生设施简陋，多数人家使用马桶。每天清晨，有人拉粪车到各街道里弄叫喊“倒马桶”。每只马桶每月收倒桶费2角。这些粪车为粪霸（或曰粪把头）所垄断，他们在粪码头将每车粪加一车水，然后卖给农夫作肥料，每车收一元。法租界历年的粪包头是阿贵姐，此人是上海滩大流氓黄金荣的姘妇，共有粪车400辆。靠把一车粪加水变成两车粪的诈骗手段，阿贵姐获利颇厚。她每月付给粪车夫8元，另给法捕房小费6000元，每月可净赚1万元左右。

近代上海、苏州一带，有“拆梢”一说，意指骗子无赖以非法之举动、恐吓之手段，借端敲诈勒索财物。“拆梢”之语，等同于普通话之敲竹杠，南京语之敲钉锤儿，镇江话之钉钉子，杭州话之刨黄瓜儿。据悉，上海地棍之拆梢，于“老门槛”（精熟世故者）无效，但对于所谓瘟孙、洋盘、曲辫子、寿头码子、猪猡、猪头三、蜡烛、饭桶、阿土生、阿木林、憨大等愚蠢势利、见识短浅之人，则屡试屡中。上海地棍之拆梢，必有线索可寻，罅隙可乘，非贸然为之也。

“硬诈”就是拆梢之一种，兔起鹘落，淬不反防，受害者自己亦莫明其故。“硬诈”之人之所以横行无忌，是因为巡警、包探与他们互通一气，即使遇见，也佯装不见，相喻于无言。事后分钱若干以馈之，名曰“劈霸”。劈霸，就是分赃的意思。于是，骗子有恃无恐，大肆耍弄硬诈之骗术。

何为“硬诈”？今有甲乙丙三人，乙丙均为流氓，甲方在乙面前谈及丙。乙方如果与丙方有矛盾，则对甲方说出种种辱骂丙方的言语。甲方含糊以答之，敷衍以应之，却不知道由是埋下了祸机。

不多时，丙方纠集流氓多人，来到甲方住处，斥责其不该辱骂自己。甲方如果矢口否认，乙方马上出来证明实有其事。同时，众人纷纷表扬丙而批评甲，眼看着就要打杀起来。甲方无言以对，十分窘迫，不得不求人调停，拿出重金酬答以完事。

商业诈骗历来是诈骗案的大宗，花样繁多，危害极大，值得提防。例如，商店以“本号休业在即，照本贱卖”，或“迁移在即，脱货求财”等字，大书特写，悬挂于店门之上，不尽确实。

宣统年间，江湖一带有一人名叫陈俊山，来到上海，到市面上走了一遭，认为商品价格非常低廉。他购物回来，向友人顾莲舟展示，正巧顾某也从别的商店购有同一物，其价格比陈某人所购之物还低，大为惊讶。顾某说：“商店此类之揭）橥，皆是作伪，而以出售舶来品为尤甚。商店老板以降价之骗术招徕顾客，是因为他们摸透了人们贪买便宜货的心态。实际上，降价是假，涨价是真。”那些以休业为名的商店，有的仅留一小门以进出，其营业活动并未停歇。



另有商店以“减价十日，自今日始，照码九折”等字标于门上，自春至冬，自朝至暮，皆如是也。这种诈骗虽不足以欺骗本地顾客，但外地顾客见之，往往庆幸自己捡了一个便宜。进入商店一看，所有陈列商品，都有原价码写在红纸上，或曰十元，九折则九元；或曰五元，九折则四元五角。他们不知这些商品的原价本不是十元、五元。商店已经把应折之数加于其上，购买者昏然不悟。

兵不厌诈，商重信用。但近人感叹，在上海商店购物，求而不得，店员必曰“此物刚刚卖完”，不然，则说“稍迟可到”。其实，商店从来就没有卖过此物。有一位女士名叫宋芝香，在福州路商店购买新式锦霞缎，先后跑了三次而终不可得。每次前往，店员都说“明日可以买到”，其诈而无信有若此。

更有缺德之诈骗犯，靠放火敛财。上海有专门靠纵火图赔为利者。这种人在市面开设商场，陈列货物，然后到保险公司投保。保险以一年为期，这段时期如有不测，保险公司即当照数赔偿。等签订保险单后，商家即将货物运走，等到一年快到之时，乃自行纵火，可得如数之赔偿。某洋货铺的诈骗之计更为狡黠，店员用煤油浸透纸卷，掷于邻家。大火一起，两家遭灾。在外人看来，非自行起火而实为人所累，保险公司初不知底细，亦如数赔偿。股票之行于中国，始于近代。那时，变法自强、实业救国的呼声大快人心。然而，新兴工商业一直处于疲软状态，究其原因，根本问题在于资金不足。向西方学习筹措资本之良法，首推开设公司，募集股金。但是，骗子也跻身此道，时有托名以行骗者。因此，人们视股票为畏途，议论公司则谈虎色变。

有一人名叫严季康，是一个专靠股票诈骗钱财的老手。此人最早在汉口以假股票骗人钱财，得逞之后又转至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地行骗，劣迹昭著。他广设工厂，大办公司开采矿山，历有多年，积资巨万。以上海为例，严某人租一大厦，门前悬挂两面铜牌，上书“某某制烟公司驻沪招股处”，“某某开矿公司驻沪招股处”。陈设之华丽，服饰之豪侈，令人乍舌。出门则高车驷马，招摇过市，众人无不投以羡慕的目光。短短几个月，即集资银十三万元之多。不久，有人前往拜访，则人去楼空，不知所往。

12．丐骗

所谓丐骗，就是乞丐以行骗敛财，或是骗子装扮乞丐以行骗，抑或骗子与乞丐联手敛财。关于丐骗，因另有述说，此略。



文化透视


仔细审视上述种种骗术，可以使人从一个特殊视角体会近代中国风云变幻、命运乖戾的残酷现实。

外患与内战的交织，传统与近代的碰撞，革命与反革命的搏击，历史机遇的垂青与道德良知的沦丧……在客观上为各种人物的登场、表演与谢幕营造了特定的时代氛围。一方面，近代社会新旧交替，先进战胜落后；另一方面，旧的甚至反动的东西对抗新的甚至是进步的事物，屡败屡退，屡败屡战，因而近代中国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社会。一方面是新文化欣欣向荣，另一方面反动的落后的文化并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，活跃于一时一地。骗子文化就是例证。

首先，骗子的存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嘲弄。

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，一直以诚信相标榜，对骗子及其骗术采取的是鲜明的批判态度。仁义之道与骗术无缘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行为规范严格划清了正邪畛域。

从学理上讲，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人物——圣贤，是丝毫没有痞子气、市侩味的，也绝对不会沾染骗子习性。

似乎是历史的必然，从春秋战国开始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便敏感地意识到，礼制的崩溃和道德的失范注定是社会前进的代价。但是，作为社会的良心，知识分子偏执地要为社会上的芸芸众生确立一系列的规范。与此同时，也总是有人肆意践踏这些在学理上无比正确。无比崇高而又为社会所公认的规范，骗子就是这种人。

骗子的行为是极端自私、无耻、下流的行为，毫无道义上的依据。骗子的道德座右铭就是谋财骗人。这个骗子可能是文盲、半文盲，抑或是文化人，但他本身的知识涵养并不能说明他对传统文化的亲和力。无论他是否意识到，他的欺骗行为都是对文化的嘲弄，都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。

每当历史演进到一个时期，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利益的重组，都会让骗子张牙舞爪、大显身手。近代中国正是在西方的炮口轰鸣声中开始痛苦的转轨的，人心不古、世道迷茫、国运凄楚，社会秩序的破碎为骗子丛生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。

从文化史的角度看，近代中国也是传统文化饱受煎熬、进行自我调整的艰难时期，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都使传统文化面临选择。但学术界似乎遗忘了：在社会底层，在民间生活中，还有一股势力在瓦解着传统文化的信仰大厦，这股势力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骗子。

传统文化绝非尽善尽美，但它是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嘱托，是这个民族奋发向前的根基。否定传统文化就是放弃新生的希望，其结果只能是毁弃前程，而且也会使今天的自己变得面目全非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骗子的横行以及骗术的泛滥只能作负面的评价。

其次，骗子大行其道，是对社会风气的毒害。

社会风气的好坏取决于许多因素，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坏的榜样，如骗子之流，对人们的引诱尤其是对青少年的腐蚀，应该说不可低估。趋利避害、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。骗子不劳而获的形，对那些慵懒成性、贪图小利的人有莫大的吸引力。更为恶劣的是，骗子的存在容易酿成投机取巧的市侩心态，人们不思进取、不务正业、嫌弃劳动、追求贪欲，社会风气日益蚀坏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

虽然社会舆论一再谴责欺诈行为，但是报章对骗术的披露，却从另外一个方面诱导人们斗胆尝试一回，在客观上起到不良影响。鉴于此，笔者大声疾呼：本书所有关于骗术的评介，只是对近代中国社会史料的一种复述和诠释，旨在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。读者诸君切不可学之、习之！否则，危害社会风气之罪责，你我皆不可推卸。

再次，骗子的泛滥，不利于商业道德的树立。

商业以诚信为本，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。但是，近代中国大量的诈骗都发生在商品流通领域。

商业诈骗之所以成为骗子非常热衷的门道，就是因为商业与金钱的关系十分密切。货币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，这是货币最重要的两大职能。

贪婪和私欲是商业诈骗的心理基础，拜金主义是骗子的人生哲学。中国传统文化关于“无商不奸”的道德评判，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要害。当然，正直守法、讲求信誉的商家也大量存在。必须预防和制止各种形式的商业欺骗，否则，消费者将遭受损失，商业道德也惨遭践踏，骗子则逍遥法外、其乐无穷。

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，儒商文化应该是商业道德基石。反观近代中国，骗子之手遮挡了儒商的身影。这种文化遗存，对于前进中的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、新规范与新的价值尺度，都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最后，骗子的猖獗，是对法制的蔑视。

近代中国，有识之士大声呼吁“师夷长技”，法制观念渐入人心。但是，现实世界却是法制不力、有法不依。骗子的泛滥成灾，各种骗术竞相登场，都说明近代中国远不是一个法制的社会。

倘若立法严明、执法刚正不阿，则一切社会蛀虫都会自行消亡，至少不敢轻举妄动。由于近代中国处于一个中西交汇的转折时期，社会问题堆积如山，各种矛盾十分尖锐，司法队伍滥竽充数，加上政治腐败、局势动荡、天灾人祸、民不聊生，哪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及所谓法制建设？




因此，各种骗子大行其道，公然蔑视法律，贪婪骗取钱财，普通百姓的人身财产权利丝毫得不到保障。

纵观中国历史，近代恐怕是骗子最多的时期，黑骗、丐骗、正骗、色骗、假骗、装骗、诈骗、神骗、肉骗、串骗、拐骗、赌骗等等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惊讶无比。

骗子的猖獗，既是一个社会问题，社会现象，也是一个文化问题，文化现象，它说明既要实现近代社会的转换与跃迁，又要进行文化近代化的整合，后者十分必要十分紧迫，不可小看。确立科学的文化观念、社会道德体系与行为规范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，对于遏制如魔闹世的骗子文化，大有裨益。